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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已近一个月没奏报,又是为何?难道北虏已退?”弘治皇帝又问道。
“皇上,老臣斗胆言一句,西北形势依然严峻……”
“此话怎讲?”弘治皇帝眉头一皱,似觉马文升的回应有些突兀。
“臣愚以为,北虏只暂时避开我征虏军锋芒。以北虏的狡猾,定在暗中筹划,欲攻我边地之不备,入境大肆掠夺。”马文升躬身拱手应道。
弘治皇帝沉吟起来,过了半晌,才道:“马卿家,北虏在暗中筹划?欲侵我边地?难道他们视朕的十万征虏军于无物?”
“皇上,北虏狼子野心,无时不刻皆想侵扰我明边地。况今已入秋,西北边地绵延数千里,各镇不得不防。”
站于“金台”旁的朱厚照,听了暗暗点头,马先生不愧曾总制西北三边,处理过军机要务,对北虏也是知根知底。
大明所指的北虏,乃北逃的前朝残部,但他们依然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,对大明的边防造成巨大又持久的威胁。
事实上,也正如马文升所言,北虏确系“狼子野心”。
自老朱立国后,被驱赶至塞外的残元势力试图复辟之心一直没灭,与大明始终处于敌对状态。
“那马卿家认为应当如何?”弘治皇帝再道。
“臣愚以为,应敕令延绥、宁夏、甘肃等镇,务必协同征虏军,除严加防卫外,亦要多以巡守,一旦发现北虏侵扰,随即示警,方能料敌机先,制胜于后。”
弘治皇帝“嗯”了声,颌首道:“朕知道了。”
马文升躬身又行了个礼,便退回文官班中。
弘治皇帝目光转而盯着武官班的前列,说道:“英国公以为如何?”
须臾,一名胡子已花白的武官跨步出列,朝着弘治皇帝躬身行礼,才说道:“皇上,老臣惶恐……”
此人正是英国公张懋,乃累朝老臣,大明勋贵的代表。
“朕问你西北边事,何须惶恐?”
英国公张懋居然满脸愧色,支吾了片刻,才应道:“老臣有愧,虽执掌军职十数年,但对西北边事不甚了了,实不敢妄言……”
他说的也算是实情,自太宗文皇帝以后,勋贵慢慢被挡在六部事务之外。
很多军机要事,勋贵几乎没法参与其中,偶尔有的,多半是签个名、画个押而已。
勋贵子弟出来做事,虽然会被安置在五军都督府,但他们的大多数,通常只能参与皇家礼仪事务。
例如,某日因某事要祭天祭祖,但皇帝没兴致前往,那么勋贵就必须代君出行了。
又如,皇子要纳妃或公主要出嫁,勋贵们又要着手安排下聘迎亲,诸如此类。
弘治皇帝微摇了摇头,右手一挥:“不甚了了,就入班吧。”
英国公张懋如蒙大赦般,躬身行礼后便退回武官班之首。
弘治皇帝目光又扫视了一下文武群臣,问道:“卿等觉得如何?”
话音刚落,竟有三名臣子同时出班,一人出自武官首班,另两人从文官班而出。
朱厚照只认得由武官班而出的那人,为泰宁侯陈璇。
陈璇乃功臣之后,其先祖是靖难功臣表排在前列的陈珪。
在建文四年,陈珪被太宗文皇帝封为泰宁侯,此爵位传袭至陈璇已是第八代。
“三位卿家均要进言?”弘治皇帝似未料到三人同时出班,稍顷,才说道,“泰宁侯先言吧。”
泰宁侯陈璇对弘治皇帝又行了个礼,说道:“皇上,臣对马本兵所言不敢苟同。”
“泰宁侯何出此言?”弘治皇帝“哦”了声。
“皇上,北虏自去岁始,多番犯我明边,但每撮兵力都不多,少则数百人,多时也止数千人。如今我大明征虏军有十万之众,孰强孰弱自是一目了然。”
“泰宁侯对西北边事,可不像英国公那般不甚了了嘛。”弘治皇帝呵呵一笑,双眼又望向英国公张懋。
张懋感觉到弘治皇帝的目光如剑,顿时低下了头,嘴角扯了扯,心中暗骂起泰宁侯来。
你姥姥的,从老夫口中探知西北边事,居然在皇上面前卖弄?回头看老夫怎么收拾你个痴愚。
数年前,英国公张懋得以提督十二团营军务后,在朝堂的话语权有所提升,底气也足了些,虽不再像以往那般唯唯诺诺,但“老好人”的姿态依旧。
说得好听些,他英国公张懋很会做人,难听点就是“墙头草”。
他不仅和宦官的关系不错,而且和文官也走得很近,从刚登科的翰林新人,到内阁大臣,他都愿意结交。要知道,他母亲的墓志铭,是出自内阁首辅徐溥之手。
不选择站边的他,无论是对文官还是宦官,都力求不得罪。
虽然“见风使舵”是他的本性,但甚少做“落井下石”之事。
陈璇自不可能知道张懋此刻心中所想,仍躬着身,恭敬地对弘治皇帝说道:“臣对西北边事仅略知一二。”
少顷,他又道:“今岁开春,马本兵与英国公至京营阅试,臣等洋相百出,实属罪该万死。皇上仁厚,宽宥臣等之罪,臣等铭感五内,遂发奋誓报浩荡皇恩。对马本兵之劝勉,臣等亦感激涕零。”
朱厚照听着陈璇浮夸的言语,嘴角微微一扯,暗道,拍我父皇的马屁也就罢,你这勋贵子弟,会感激马文升?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来。
要知道,这班勋贵和马文升是有不少“新仇旧恨”的。
“新仇”就在陈璇所说的今岁开春。
那时马文升奉旨,与司礼监太监陈宽和英国公张懋等人阅试京营,结果一众侯伯、都督和把总真是令人“眼界大开”。
首试的是骑射,持弓不能发矢的有之,连弓拿不稳而掉地的亦有之。再问韬略,人人支吾,无法作答。
马文升怒而上请,要对十数名侯伯把总严加究治,从夺俸,到罢黜,再到逮问,各种惩处应有尽有。
而泰宁侯陈璇位列马文升奏请的严惩名单之首,这是“劝勉”么?
马文升这一举措,自然惹火了勋贵们。
“旧恨”则发生在弘治二年。
那年,马文升刚转任兵部尚书并提督团营,黜退不称职的将领有三十余人,其中不少人正是勋贵子弟。
这些年来,虽然勋贵对军务的参与有所提升,但能成长的勋贵子弟本就不多,整体实力是在不断下降的。
马文升这一黜退,无疑断了不少人的后路,遭到嫉恨是少不了。
于是有人持弓矢,半夜伏在马文升家门前欲暗算凶,未能得逞,遂又将诽谤信以箭射入东长安门内。
只不过为皇家效命而已,自身的生命安全竟受到威胁?
马文升自然吓得不轻,赶紧上疏乞休致仕,但弘治皇帝没有允准,“温旨慰留”之余,还派了十二名锦衣卫策其安全。
弘治皇帝礼遇有加之下,马文升没再坚持致仕,从六十余岁,又干到如今七十多。
泰宁侯陈璇顿了顿,又道:“皇上,保国公所率领的征虏军足有十万之众,北虏闻之,能不惧而退之么?”
朱厚照瞄了瞄陈璇,暗啧一声,北虏如此容易就被吓走?
他上一世所记载的史书里,有明一代,北虏对大明的侵扰可是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的。
想当初,太宗文皇帝五征漠北,也没有达到“漠北尘清”的目的。
第五次亲征回程之时,太宗文皇帝更病死于榆木川。
数次征战之后,大明的经济和军事不堪重负,国库已基本耗空,没法再进行大规模远征。
被五次征讨的北元残部虽然遭受重创,但随着大明无力再征讨,得到休养生息之机。
二十多年后,重新崛起的瓦剌部,就几乎给大明带去毁灭性的打击。
正统年间,听信谗言的英宗睿皇帝,居然效仿太宗文皇帝征讨漠北。
没有周密的战前部署,甚至连粮草补给还未备齐,在诏令下达的两日后,英宗睿皇帝统率的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已匆匆出发。
虽然扈驾随征的文武臣僚众多,计有成国公朱勇、英国公张辅,以及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等,但英宗睿皇帝竟不许这些文臣武官干预军政,反而让他宠信的宦官王振专断一切事务。
由于粮草未备,兵马已先行,大军还没到大同,行粮就几已耗尽。
瓦刺部的太师也先,为了诱明军深入,还故意示弱北撤。
误判形势的王振随即执意北进追击,但不久后,传来了己方前锋全军覆没的消息,受到惊吓的他又仓促决定班师。
不料,明军刚退至宣府,瓦刺大军已追袭而来,随之明军被紧紧围困在土木堡。
结果,号称五十万的大明军毫无章法可言,几乎尽墨于土木堡,数百名随行的文武臣僚皆殒身,甚至连英宗睿皇帝亦做了瓦刺部的俘虏。
得知土木堡兵败、英宗睿皇帝被俘,大明朝廷大为震动,既有提议南迁避祸的,亦有主张坚守抗击的。
眼见大明处于非常时期,急需新皇来主政以稳定民心,主张抗击的于谦等人提请皇太后,郕王朱祁钰得以即帝位。
于谦临危受命,更被擢为兵部尚书,而后奏请将南北两京、河南备操军、山东备倭军等官兵急赴京师护卫。
与此同时,又下令将通州近百万石的储粮移入京师。
随着储粮入京、各地官兵的陆续到来,京师民心渐稳。
瓦刺部在八月中旬就击溃了退守土木堡的明军,但居然没有乘胜直捣京师。
直到十月初,瓦刺太师也先才挟持英宗睿皇帝兵临京城。
但此时,经过足足一个月多的“喘息”,大明已做好抗敌防御的准备。
双方相持了月余,大明军民是同仇敌忾,瓦刺部却伤亡惨重。
“战不利”,又担心“后路被断”,瓦刺部不得不北撤而去,京师遂转危为安。
土木之变后,京营精锐全毁的大明,只能依托长城被动防御,再无主动出击之力。
吃过大亏的大明君臣,自此对残元各部的警惕倍增。
而仅靠游牧的残元各部,生活始终困苦,大明的物资一直是他们的期盼。但他们获取的途径并不多,要么朝贡互市,要么侵边掳掠。
在大明众大臣看来,我堂堂天朝要与你这边臣互市?那绝对有损大国威严。
更重要的是,大多数的臣子均认为“朝贡互市”,是易铁锅、茶叶和布料等物资给残元各部,这样势必会助长其实力。
此实乃资敌之举,断不宜持续开启。
于是,所谓的“朝贡互市”就成了摆设,时断时续之下,残元各部无法获取足够的生活物资,就只能侵边掳掠。
因而大明边镇常受侵扰,边事不断。